我想補充自己的一些想法。剛才提到,市場經濟、財產權的觀念,西方很早就有,中國也有。我覺得對市場經濟的理解,應該是一種現代經濟意義上的理解。古代也有財產權,但現代的財產權由民法規定,還有一個憲法意義。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的法治國家是并行的,市場經濟確立的私人財產權,有賴于法治國家在憲法意義上對私人財產權的保障。在古羅馬,民法中也提到了財產權,但那是司法意義的,而不是憲法意義的。
同樣地,在中國民間的傳統社會中,貿易、生產也很發達,但我們沒有一個憲政國家的構建過程。這就涉及到市場經濟的追溯和思想史的追溯,有一個古今之變。古今之變不能單談一般的市場邏輯、貿易和分工,還要衍生一步,涉及憲政框架。最近我們幾個人呼吁,要重提政治經濟學。最早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是基于對政府法治框架、憲政框架的奠定的。中國的市場經濟增長得很快,如果我們不能回到早期那個時代政治經濟學所探討的政體、憲政框架的話,我們現在的國內經濟再發達,國內外貿易再擴展,經濟學也會被扭曲。
我們反思改革開放30年,一方面要沿著市場經濟、企業家精神等道路繼續發展,另外經濟學界和思想界也應反思一下,我們是否應考慮到,在亞當•斯密談市場經濟的時期,經濟學隱含了對現代法制框架的討論。中國的市場經濟剛剛建立,相當于處在那個時期。現在的市場經濟帶來了富裕,也出現了“中國特殊論”、“中國模式論”、“中國強大崛起”等說法,看上去現在的一些經濟指標很好,但早期政治經濟學中隱含的那一面我們一直不夠重視。
周為民(中央黨校教授):
我想,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今天所達到的發展和繁榮,可能是很多我們這一輩人所未曾想到的,就像很多年輕人也無法想象30年之前的中國一樣。當時老百姓吃穿住用行萬般皆難的狀況,今天的年輕人想象不到。今天我們集中討論的是幾個難題,如上學難、看病難等,但30年前,哪樣不難?這樣一來,大家認為中國30年的發展是一個奇跡。
奇跡是一個文學或神學的說法,而對于這個奇跡怎么解釋,又有了各種各樣的說法。人們普遍把這個奇跡看作一個謎,也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這么說。但我們不能天真地把中國的發展真正當作一個謎。實際上不是。
中國30年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在哪里?就在市場的邏輯。這不是模仿,只是我們回到了常識,當然是人類思想史上最偉大的常識之一。我們回到市場的邏輯上做了一些事情,于是有了這樣的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確是非常深刻的社會變革。這場社會變革我覺得沒有結束,這不僅是一場1949年以來的大變革,也是1911年以來的大變革、1840年以來的大變革,甚至兩千年以來的大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