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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6月26日，我國郵電部發行了一套名為《赤腳醫生》的郵票。盡管在這之前．T字頭郵票已經于1974年的1月1日發行，J字頭的郵票也已經于1974年5月15日發行，但由于處在志號變更的交替時期，《赤腳醫生》仍不得不被安排在紀特身份不明確的編號票系列中，以填原先安排中編號票的號碼空缺。但《赤腳醫生》實際上是一套帶有某種紀念意義的特種郵票：郵票的發行日期選定在6月26日并非隨意，而是為了表示對毛澤東“六?二六”指示發表九周年的紀念。1965年的6月26日毛澤東做出了《對衛生工作的指示》，主要內容一是“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二是“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務，面且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的農民得不到的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這一指示1965年作為內部傳達，但“文革”中的1968年為紀念該指示發表叁周年由《解放軍報》將其公開。
新中國成立后，農村基層不脫產的衛生人員的隊伍就一直在發展之中，這至少在1959年發行的“特35?人民公社”和1960年發行的“特43?愛國衛生運動”兩套特中郵票中都有些許反映。“赤腳醫生”是“文革”中對農村不脫產的基層衛生人員的稱呼，數量曾發展到157萬人，他們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為緩解中國廣大農村缺醫少藥的不良狀況作出了努力。但“赤腳醫生”卻硬是被“四人幫”宣傳成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如此宣傳在“文革”末期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并散發出“異味”：1975年由上海電影制片廠攝制的名為《赤腳醫生》故事片(上映時改名《春苗》)就竭力把“赤腳醫生”納入“路線斗爭”的范疇。影片表現了“赤腳醫生”與“走資派”的激烈沖突，是“文革”中“陰謀文藝”的代表作品，體現了“四人幫”險惡而卑劣的政治用心。但1974年發行的《赤腳醫生》郵票所反映的內容仍然是比較單純的“送醫送藥”，換一個票名“農村醫療衛生”似乎依然可以成立。設計家李大瑋用農村通俗的畫的形式，認真體現山鄉醫衛人員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的用心，與《春苗》之流所凸顯的政治斗爭的主題有著明顯的距離。換言之，郵票《赤腳醫生》體現的是毛澤東“六?二六”指示前一句話――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而電影《赤腳醫生》(春苗)體現和強化的是“六?二六”指示中有關“城市老爺衛生部”的斥責部分，并進一步加以發揮，使之風風火火地服務和歌頌“文革”的爆發和進行。 從筆者保留的當年新華社新郵報道的剪報中不難發現，四枚郵票當時的票名與如今《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目錄》上的票名有著明顯差距。當時的報道為“為兒童注射預防針”、“深夜涉水出診”、“深山采藥”、“在田頭為貧下中農進行針灸治療”。而現在目錄上簡單多了，變成了“預防”、“出診”、“采藥”、“治療”。盡管簡潔，但卻有流失歷史真實之嫌。畢竟是在非常的“文革”時期，畫面上沒有“紅寶書”、“紅袖標”、“紅徽章”之類的紅色裝飾”，也沒有大字報、大標語、大批判之類的“革命之字”，已經是難能可貴了!目錄上省略后的票名就幾乎沒有什么“文革”味了；特別是第四枚，一舉省略了“在田頭為貧下中農針灸”等12個字，省去了當時言必稱的服務對象。而“深夜涉水出診”的票名則似乎更有助于我們看清票圖上被縮小后而模糊的月亮與月光。但目錄上的票名與郵票票圖上用紅色印鑒體現的票名是一致的，說明了簡潔的票名不夠清楚和不夠“革命”，因而在報道中添枝加葉，進而導致新郵報道的票名和郵票及后來目錄上的票名出現了繁簡不一的明顯差異。《赤腳醫生》郵票帶給一代過來人以復雜和矛盾的回味，郵票上農村女醫務工作者的服飾――黃軍帽、白衣領、黑布鞋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衣著“時尚”，倒不失為現在“文革”題材的影視攝制的“榜樣服飾”。郵票中的“赤腳醫生”并沒有刻意去“赤腳”，圖畫的民族風格鮮明，人物形象比較生動，用印鑒體現票名也別具一格(此舉似乎是受了1973年《熊貓》郵票保留畫家印鑒作法的啟發)，可惜印鑒的落腳處不夠理想。整套郵票總體的設計水平是上乘的，與“編號票”的整體藝術層次相吻合。誠如“赤腳醫生”是新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發展進程中一段不可或缺的時段，這套郵票也是新中國郵票中一套不可或缺的組成。
